作者吕东平
山东有闯关东的习惯，遇天灾荒年，饥饿缺粮，吃不饱肚子。或其它什么原因，往往向东北跑，据说那边养穷人。有去三年两年的，十年八年的，也有终生不回的。我爷爷什么时候闯的关东，我记不准。只记得我三四岁时他回家一段时间，后来又回东北了。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给爷爷写过信，希望爷爷回家。爷爷晚年也遭遇饥荒挨饿，加上身体状况不佳，更加思念故土，就回家了。爷爷回来八个月零十二天，连病带饿就去世了!我长大了才知道，爷爷开始也是走到烟台坐船去的大连，在那里租了个摊桌，和四爷爷靠卖菜为生。后来生意不好做也不知什么原因，爷爷就把摊床给了我四爷爷。他去了吉林省的通化七道沟，和本族堂兄××松，还有江苏赣榆××树等几个人，在那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种菜，维持生计。门前种上菜，用空树筒装上打下的粮食，自给自足，天然绿色食品，真好似世外桃源。后来爷爷又投奔亲属，到扶松的万良参场干了一段时间。赶上三年饥荒时期，身体又有病，无钱治疗，才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三回家来的。岂知那正是大饥荒年代，山东还比不上吉林，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买药?所以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的七月二十五连病带饿就去世了!六十年代，父辈们进城的，闯东北的，当盲流的更多。我所指的“父辈们”，并非全指自家人，凡指那些和父辈年龄差不多的那一代人。也并非全指我们的庄上，周围别的村庄也是，有的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跑了一半。早晨若听说有某某某“跑了”，那就是闯东北去了。为什么说跑了呢?因那年代是不允许农民外出务工的，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干大帮哄。所以，如果打算跑，白天更得若无其事地到生产队干活。等到晚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走。还要背上被子，再包些煎饼，煮几个鸡蛋作为路上的干粮。夜间，悄悄地，避开人们的视线，先步行七八十里到县城，有钱可坐车到青岛或烟台。没钱就得一直走到烟台，通过烟台坐船先到大连，也可以从胶县坐火车直接出山海关。俺庄上的人历来“闯外”的多，有好多整个家族迁到东北的。二零一九年，我回家给太爷和爷爷立碑的时候，听村邻说，我们村在外面始终没回来的人口，比现在村的总人口还多得多。除部分参军分到外地的，脱产进城工作、当工人的外，还是当年去东北当盲流的人数最多。象我算是率先落叶归根了，生处不嫌地面苦，始终思念故土。但老家那个村是落不下的，因原来的房子卖了，又加上农村人多地少，政策上是不给落户的。只好在市里买个房，倒也方便，随时可回家看看乡邻们，适逢清明、中元、春节可到南北山祭奠先祖。别人家的事怕说不准，就说我们这个家族吧，目前在东北的和去南方的估计得有几百口人。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说从我曾祖父的曾祖父到我这一代，整七代人，目前在老家居住的仅有两小家。离开老家的这些人，有早年参加地下共产党，或从军随大军南下，解放后安排到昆明，安阳，袞州，临沂，徐州等城市工作的。有一九五七年国家迁民去东北的，有一九五八年随十万官兵下北大荒的。只要去了一家，其他兄弟姐妹及亲属去投奔的很多。但更多的是，自己跑出去闯东北当盲流的，分布在东北三省的好多城市、农场、农村、林区、矿山。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只要能走出去，东北是给落户的。虽然已有“盲目流入人员”这个命名了，但开始人们还不好意思当面称“盲流”，还是热情地称“山东客人”，各行业抢着给安家落户。由于缺人干活，经常出现抢劳动力的现象。早些年，听辽宁姐夫说了一个故事。一天，好多山东人下车后，当地很多单位的人举着牌子接站招工，有工厂的，矿山的，林业局的，农村的。山东客人们为了能找到称心如意的活，还想再转一转，挑选一下，留一个瞎子在原地看行李。结果回来一看，那瞎子也被农村来招工的用马车拉走了。可见当时多么缺人，山东客人多么吃香。但没过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称呼也变化了。对没有户口来东北务工的，逐渐开始称“盲流”，“臭盲流”，“盲流子”，更有甚者也不知是不理解?还是故意的?偏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念，称“流盲”，我真害怕别人理解为“流氓”。乍一听真的很扎心，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何况此乃官方命名。这个称呼从一九五几年历经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文革，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改革大潮到来，才开始北燕南飞，都愿进入南方城市打工，很少有人再到东北落户了。由于国家的干预，“盲流”的称谓逐渐变为“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或“进城务工人员”的称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整地，打水库等强度体力劳动。加之三年大饥荒，人们一方面在不分昼夜地参加重体力劳动，一方面没有饭吃。这个时期闯东北的潮流达到高潮，父辈们也就在这个时期，随波逐流，暂时或永久地离别了故乡，闯了东北。我的父辈亲叔伯兄弟排行八人，还有四个姑，除大爷早逝，二叔在外省从政外，其它都闯了东北。家父闯东北是一九五九年初春，到一九六0年腊月二十四回家的，那次不到两年。也是从烟台到了大连，向已在大连的本族兄妹借了五元钱到的通化。先在省林业厅的勘察队工作，后调到通化钢铁厂当工人。期间干得不错，加入了工会，还因表现优秀和拾金不昧受到厂的表扬嘉奖。后因家乡只按工分分粮，家中老小难以维持。加之奶奶有病，愈加想念父亲，奶奶让我代发了五个字的电报“母病危速回”，哄骗父亲回来了。三大爷是从杭州部队随十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的，并由国家对全家予以安置，有几位叔姑也是投奔他落下户的。六叔先是随祖辈到大连，后读书在大连机校毕业。因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大连的工业面临危机，工作不好安排。所以政府允许自找工作并给发迁移证，随身带户口走。先到延边，后也投奔三大爷，在兵团落户至今。五叔的东北之路犹为艰难。五叔的父母早亡。我父亲排第四，他俩关系最亲切。一九五八年，五叔盖房至半无钱继续完成，为盖房父亲和五叔上山北头推石头时，察觉五叔异常，因压力太大，大脑受刺激，随后果然得了病。父亲心急如焚，昼夜陪护，经多方求医，煎药料理，终于治好，等病好后也就闯东北了。五叔和我说，青岛到烟台那段路是靠“拉崖头”，挣了几块钱，才到烟台坐船到大连的。然后到通化投奔我爷爷，后去了矿山上班并安家立业。那些年的开春，隔三差五地就有偷跑去东北的。还有一个本队一起干活的×x×，比我也就大四五岁吧。为了能顺利走出去，免得引人注意，他在洞房夜，天还没亮就跑了，到了黑龙江的二龙山，干了几年又回老家了!唉！不一一细说了，遗憾的是二大爷，三大爷三娘，我父母，小叔婶等还有若干的本庄的叔父大爷们，都已在那片黑土地上永久地安息了!我这几年带儿孙回了老家，是因为五十年来我时刻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想念村中的老老少少，想念在一起上过学、干过活、尤其儿时一起玩耍的发小们，更想念我家门前那条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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