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标举“才子书”，提倡“才子”精神，除了“才子”自身的特征外，还与其在文学创作中非凡的叙事才能密切相关。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例，无论是作品的叙事结构还是叙事的节奏、情节的设置，都各有其法度，各有其技巧。难怪金圣叹赞道：“作文不过弄笔之事也，乃写来便若真有其事而亲临其地者，真正才子，谁其匹之？”
具体而言，才子的叙事才能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01作品叙事结构——“精严”
叙事结构的完整严密，即金圣叹所指称的“精严”。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首先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相对比：“《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水浒传》则不同，他说：“如《水浒》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托长看去，却都不见”。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小说结构之精严如斯！那么，何谓精严呢？
金圣叹接着解释道：“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所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
庄子之文和《史记》之文一样，都是结构精严之作，其文字、句式、篇章无不符合写作的基本规律，“横直波点聚谓之字，字相连谓之句，句相连谓之章”，才子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从“字法”入手，一步一步深入，到达“句法”、“章法”，当作品的整体结构到达浑然一体的精严极致时，“字”、“句”、“篇”就全部消失，“只用一目俱下，便知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此等文章也就达到了金圣叹称颂的文章的至高境界。
结构精严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是人物事件的发展环环相扣，一层套着一层，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在《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开篇首先介绍高俅的发迹。金圣叹就此评点道：“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作者这样写，单从创作角度讲，能够更好地引出下文。“乱自上作”指明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在朝廷，官员弄权，百姓民不聊生，为引出水能覆舟这一主题提供了典型的环境，接下来写一百零八人的事迹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文章的风格、形式、内容有多大的差异，金圣叹认为，在结构精严这一点上，它们都是相同的，不单是小说结构能做到精严，古文中的佳作也都是叙事结构精严的典范。
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之“晋使吕相绝秦”一篇中，他写道：“饰辞驾罪何足道，止道其文字。章法、名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又其中细条细理，异样密致；读万遍，不厌也”，字句篇章条理分明，各具特色而又“细条细理，异样密致”，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能带来百读不厌的快感。
叙事结构的完整严密不是自然得来的，在创作之前，需要对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金圣叹称这种构思为缘故：“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是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做得来，也是嚼蜡”。构思能力的有无，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完整严密与否。
此外，结构的完整严密还需要创作者“剪裁布局”的本事：“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
在这段阐述中，“裁”指的是创作者对文章的剪裁布局。“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创作主体必须有全局意识，就像在裁制衣服之前，对整件衣服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样在裁制的过程中方能得心应手，分毫不差。施耐庵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把控全局的才子，在创作《水浒传》之前，他已经把人物的出场时间和顺序安排得井井有条。
金圣叹就此赞道：“《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像裁制衣服一样“左右相就，前后相合”，要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成文的文料进行合理的删减、布局、修改，在全局意识的支配下注重细节的变化，从构思到炼字、逐句、布局、谋篇各个方面协调一致，经过细心的裁剪，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浑然天成。
金圣叹所评点的几部“才子书”中，作品体裁各不相同。但是仔细读之，发现每一部作品在叙事层面上都收放自如、详略得当，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以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为例，这部小说皇皇七十万言，从头至尾读完，丝毫找不到叙述累赘或叙述不周之处，无论铺陈还是略写总是恰到好处。
金圣叹认为，这是“才子”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共性，即善于把握叙事节奏，在符合事件情境的条件下做出适当的变化。
以“闲、缓”之笔写“忙、急”之事
对于叙事节奏的变化，金圣叹爱用“忙闲”加以阐释。“忙”指的是紧张的叙述情境，常常发生在情节的精彩激烈之处；“闲”是指紧张的叙述过程之中，补之以舒缓的笔致。在《水浒传》第二回中，鲁达在看到金氏父女安全远去之后，转而到肉铺去寻衅郑屠，在买肉的过程中，鲁达对郑屠百般刁难，最终郑屠恼羞成怒，双方摆开架势，厮杀一触即发。
在这叙述的精彩紧要关头，施耐庵忽然笔头一转，插叙路旁的店小二“也惊得呆了”，金圣叹就此夹批道：“百忙中处处夹店小二，真是极忙者事，极闲者笔也”。可见，鲁达与郑屠发生冲突的事件是“忙”，而插叙店小二在旁观看是“闲”。这种叙事节奏的突然转化，不仅更加激起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还能够及时照顾到前文，达到行文严谨的艺术效果。
此外，这种叙述节奏的变化还体现在“写急事，需用缓笔”上。一般而言，写急事不得多用笔，盖多用笔则其事缓矣，在叙述激烈紧张的事件之时，创作者都会用笔不多，以造成读者的紧张和兴奋的艺术效果。然而，才子作文，却反其道而行之，偏于紧张激烈精彩处，浓墨重笔，多加铺排描述。
《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中，写到宋江、戴宗就要被开刀问斩，此等情境之下，按照写急事少用笔的原则，只需一句“只等午时三刻，便要开刀”一笔带过，接着马上展开下文。而施耐庵偏不然，他将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铺开为四段文字，第一段写狱卒执行问斩前的一系列的程序；第二段写狱卒对宋江、戴宗进行行刑前的准备工作，喂“长休饭”，饮“永别酒”；第三段是将宋江、戴宗押赴刑场；第四段写监斩官宣读宋江、戴宗二人问斩因由。
四段文字，一一详加描述，这种叙事节奏的忽然放慢并未影响到读者的兴致，相反地延长了读者的感受过程，使阅读的紧张感加强，还把读者的精力全部吸引到小说情节中来，造成了强烈的审美效果。
篇幅的长短控制
作品篇幅的长短也会受到叙事节奏的影响。首先，“才子”为文，会根据事件的轻重缓急来合理地裁剪布局，该详细写时，节奏放缓，则长篇细述，该略写时，节奏加快，就寥寥几笔带过。
例如《水浒传》的十一回到十六回中，从杨志街头卖刀到其押送的生辰纲被劫，再到最终的二龙山落草，都是杨志的不幸遭遇，是水能覆舟的最好见证，在这时，作者故意放慢节奏，详加叙述，而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件，或是仅仅起到串连起情节发展的事件则加快叙述节奏，甚至不肯多加一笔。
《水浒传》第八回，在描写鲁达监视着两个公人押送林冲前往沧州这一段，作者多用短句子，极力写快，只有百十来字，金圣叹赞道：“极意写，写得快绝”，原因无他，只是情节次要，不值得详细书写。其次，节奏变化影响到作品篇幅上，还体现在金圣叹所指称的“大文”与“小文”上。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中，金圣叹夹批道：“前妇人勾搭武二一篇大文，后便有武二起身吩咐哥嫂一篇小文。此西门勾搭妇人一篇大文，后亦有王婆入来吩咐的一篇小文。“大文”与“小文”相互错落，绝不是因为情节重要或不重要的缘故，作者在此加快或放慢节奏，正是为了造成人物情绪的迅速移易，各种人物的相貌全都跃然纸上，尤其以王婆瞬息万变、喜怒无常的嘴脸为甚。
“大文”与“小文”交相辉映，更增添了人物别样的情致。作者这样写，构成了篇幅长短之别，情感轻重之分，节奏感因此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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