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神学问题
——说施耐庵的价值取向
张锦池先生
一引言
谁都知道：梁山一百零八将，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转世。除“金本”以外，“容本”和“袁本”等《水浒传》，皆以“洪太尉误走妖魔”起、“宋公明神聚蓼儿洼”结。“天罡地煞”→“梁山好汉”→“梁山泊都土地”，形成了一种有似佛教的“三世生命观”。其中，九天玄女的“法旨”也罢，高僧等的偈语也罢，对主人公的事功和结局亦莫不具有预言作用。该怎么解读呢？不能说不是个问题。
照我看来，这是施耐庵接过了《易·观·彖》中的观点而运之于笔端，即所谓借“神道”以“设教”是也：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因此，究其实，书中所肯定的“神道”实际上是别一种“人道”，我们可以以此作窗口，以窥施耐庵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
二说英雄人物的神性与魔性问题
打开“容本”和“袁本”《水浒传》，其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与开卷的“引首”实际上是二而一的，都是小说的“楔子”，具有“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作用。金圣叹将其合二而一，作为“金本”的“楔子”置于全书的开端，是有艺术眼光的。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对这一“楔子”的解读，以窥《水浒传》的思想意蕴与“神道描写”的关系及其价值取向。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刻本。
该“楔子”写二龙山主持真人对“伏魔之殿”的解释，道是：“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明言其中锁的是“魔王”。写洪太尉令火工道人打开地穴时之初所见，道是：“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不言而喻，“黑气”乃“魔君”之象。写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后果，道是：“直使宛于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
凡此，皆言梁山好汉是杀人越货的绿林豪杰，震撼宋室的草莽英雄。证之于整个作品：他们不只曾开黑店，吃人肉，拦路抢劫，还曾三打祝家庄，两打曾头市，强攻大名府，更曾公然与朝廷发来的兵马对垒，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将宋室精兵消灭殆尽。
凡此，从正统立场看问题，他们当然是“魔君”，地地道道的“魔王”！可施耐庵却以“忠义人”的襟怀写之，认为他们好就好在是“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1]这么一将其与腐败的官府相对照，他们也就成为“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可歌可泣的绿林豪客。那“诲盗”说即由是而滋。
该“楔子”写及殿内石碑上凿着“遇洪而开”时有段作者评述，其文云：“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说得明白：宋室将显之“忠良”即托世后的“天罡地煞”。写及洪太尉令火工道人打开地穴之终所见时有段描述，其文云：“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不言而喻，“金光”乃“星君”之象。写及“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时曾以诗为证，其颈联云：“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与之相照应者，则有小说煞尾诗：“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凡此，皆言梁山一百零八将是“忠为君王恨贼臣”的绿林志士，“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草泽仁人。证之于整个作品：他们身居水浒，心系社稷，把一座时人心目中的强盗山寨变作“替天行道”的仁义机关；他们虽然也冲州撞府，但想的却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他们“同存忠义于心”，将“平虏、保境、安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日，不仅没有乘胜“杀去东京，夺取鸟位”，反倒将其用作谋求招安之时；他们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卒至于犯大难，英魂亦同聚洼儿蓼，卫护一方百姓。其忠于君、仁于民、义于友如是，“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2]
难怪施耐庵要颂之曰：“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那“弭盗”说亦由是而兴。
该“楔子”其所以一再点明洪太尉误走的“妖魔”乃“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显然是有深义的。
我们知道，道教谓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每个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将，合称“三十六天罡”；道教又谓北斗丛星中有七十二个地煞星，每个地煞星也各有一个神将，合称“七十二地煞”。道士斋醮作法时，常召请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神将下凡驱魔，事见《道藏》三一三册，《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等。天罡又是丛辰名，为月内凶神，说见《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二《鹤林法语》等。这是由于“道教源于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而这些民间信仰的中心，是从古至今在中国人中有广泛影响的万物有灵论”[3]。其中的星辰崇拜古来虽一，但各地星神传说有殊，且互为影响，交错衍绎，实事有必然。
因此，《水浒传》于“楔子”中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写成浑身“魔气”的“神煞”，当是“驱魔神煞”说与“月内凶神”说在民间传说中的混一。然而，施耐庵实际强调的，则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作为驱魔之“神煞”的一面，认为这是他们的本质属性，所以纵然在“楔子”中亦有“黑气散作百十道金光”之说，虽标目为“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故，小说中的梁山好汉，既不同于方腊，又不同于岳飞。面对贪官污吏，他们是要冲州撞府的，而且勇往直前，是十足的“魔王”。面对外敌凭陵，他们又是一心宗宋的，而且至死不渝，是地道的“星君”。则其本质属性是似“魔”而实“神”，亦明矣！
因此，施耐庵以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附会梁山一百零八将，不只真切地反映了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民众转思草泽的心理，而且创作本旨及其满肠悲愤亦寓焉，那就是要告诉人们：粱山一百零八将乃天罡地煞临凡殄灭奸邪的英豪，却反为奸邪逼上梁山沦为盗寇；谋求招安后满以为可以“统豺虎，御边幅”，不料又惨遭奸邪暗算，以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宋室遂国将不国。
这分明是一曲令人热耳酸心的“乱世忠义”的悲歌，旨在为北宋何以亡于金总结历史教训，为后来者戒，可不少专家学者却据作品的两个不同侧面的客观效果，或断其旨在“诲盗”，或断其旨在“弭盗”，一发展为“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说：岂不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问题是清楚的，《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既具“神性”(“星君”)的特点，又具“魔性”(“魔王”)的特点，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煞神”→外“魔”而内“神”→“神”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生命历程。写其“魔性”的一面，是朝政外铄于彼的，驱之使然的．因而是浅层面的；写其“神性”的一面，是上苍内铄于彼的，天性使然的，因而是深层面的。这两方面的特点，流动不居，一以定之于他们的际遇和境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作者笔端英雄人物的事功。执柄者用之则社稷从今化为礼乐笙镛治，弃之则乾坤由此变作兵戈剑戟丛，这就是作者通过他笔端英雄人物的上述三段式生命历程所欲晓谕的哲理，而其深沉的感叹亦寓焉！是故，李贽的看法是中肯的：设“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4]。
三说“神谕”和“圣谕”即作者的自谕
《水浒传》写英雄人物的三段式生命历程，主要是写他们的“今世”生命历程，其“前世”和“来世”生命历程只在“序曲”和“尾声”中点到为止。
梁山好汉作为外“魔”而内“神”的绿林豪客，两宋“忠义人”的历史剪影，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际遇决定了他们的行止，不只常有悖于儒家的世俗伦理道德，而且常有违于释道的宗教道德伦理，是谓江湖文化与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碰撞。于是，“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的施耐庵，作为小说创作的主体，便借助于神佛的名义和意志，并直接以“神谕”的方式，一则以匡范英雄人物的人生道路，一则以替英雄人物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作辩护，一则以褒扬英雄人物的立功立德众志成城，从而以喻示自己的创作本旨和价值判断。这种神道设教的方式和作用，它在明清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普遍性，其中“忠义”类的作品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规律性的特点之一。而长期以来却被专家学者们视为宣扬宗教迷信的糟粕，所以不可不略予陈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清刻本。
其一，借“神谕”以匡范梁山好汉的价值取向，要英雄们“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它来自金元民族压迫下被压迫者的宗宋心理，是儒家正统观念在施耐庵笔端的凝聚。
这在《水浒传》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三：
一是，隐喻式的。亦即前面提到的“楔子”中所谓“一道黑气”，“散作百十道金光”。实际上，这是施耐庵在为梁山好汉们未来的人生道路铺设总的轨道，暗示这些似“魔”而实“神”的汉子，将由“啸聚山林”而“瞻依廊庙”。
二是，面谕式的。亦即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写九天玄女面谕宋江曰：
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何谓“还道村”？就是“回归人间正道的地方”。这，显然是针对宋江上山前酒后曾题“反诗”于浔阳楼之壁而言的。其诗有云：“他肘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可见这是施耐庵在借九天玄女之口为初上山的宋江设计今后的人生道路而戒之以黄巢之迹不可履。
三是，天垂式的。亦即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写天降镌有天文的石碣：
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
显而易见，这既是对开卷“楔子”所写天罡地煞之说的浓墨关合，也是对第四十二回所写九天玄女法言的庄严重申；旨在借“天帝”之意，要梁山一百零八将，“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莫走黄巢和方腊的道路。从而，也就将八百里水泊写成一座“忠义山寨”。
然而，要指出的是，这种以神道设教匡范粱山好汉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从而将之写成两宋“忠义人”的艺术剪影，并非始于施耐庵，早在《宜和遗事·梁山泊聚义本末》中就是如此，而且在不足四千字的短短篇幅里两见。一曰宋江上山前得九天玄女天书，书末有一行字写道：
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一曰宋江上山后，于庆贺席上，吴加亮对宋江说：
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从正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
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将“替天行道”杏黄旗插上梁山，其始作俑者也不是施耐庵，元人水浒故事早就如此，比如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便明确无误地写道：
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究其因，这是由于两宋之交承不承认“忠义人”有救国之志，勤王之心，乃宋室得民心的主战派和失民心的主和派斗争焦点之一[5]”，直关系到国家兴亡。这还由于金元时“中原人心不忘赵氏”，致元末的红巾军起义还在用赵宋的旗号，立国号为“宋”。所以，宋元以来的水浒故事亦随之而成为两宋“忠义人”的颂歌与英雄谱，“忠义”二字亦由此而成为水浒故事的战斗灵魂与思想基因。是故，骂施耐庵“搞修正主义，宣扬投降”，是说不过去的。
其二，借“神谕”以充当梁山好汉的公义观念的辩护士，认为“惩恶”即是“劝善”而且是最有效的“劝善”。它来自宋金元阶级压迫下被压迫者铤而走险的复仇心理，是绿林豪客哲学在施耐庵笔端的升华。
施耐庵写梁山好汉啸聚水泊的总体原因是：“疏财仗义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乃“乱由上作”。这就决定了英雄们要以锄恶即是行善作为自己的立身之道和公义观念。这就决定了英雄们的见义勇为，并非旨在“劫富济贫”，而是意归“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就决定了英雄们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从不讲什么“仁义”，更不讲什么“慈悲”，直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甚至好“斩草除根”灭其满门，甚至好“排头砍去”不惜殃及池鱼。梁山好汉们的这种打杀了豺狼即保全了羔羊的思想和行为，不言而喻，既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亦寓有左倾的盲动性，江湖文化的特征是鲜明的。而一经九天玄女的“法旨”言之，即成为宋公明的“替天行道救生民”，也就与儒家文化的“仁者爱人”融而为一，则江湖文化的印记亦随之而消淡矣！
施耐庵写宋江接受招安以前的思想和行止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暂安身。”这是说，宋江其所以与“贼臣”誓不两立，是出于“忠为君王”；其所以“义连兄弟”而“权居水泊”，是旨在“统豺虎，御边幅”，也是出于“忠为君王”。“忠君”与“爱国”在宋江身上是统一的，这也是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矛盾，一切忠义之士的共同特点。然而，曾记否？吴用“智取生辰纲”和晁盖“梁山小夺泊”，宋江闻知，认为这是“罪灭九族的勾当”！可落草为寇后的他自己呢？一次又一次地率领“兄弟”攻州克郡，二次又一次地统率“兄弟”消灭朝廷发来的兵马，直使“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则更是罪莫大焉！那么，施耐庵又是怎么为之辩解而令人确信宋江是个“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暂安身”的“忠义之烈”的呢？其始也，借九天玄女的“法旨”，要宋江“为主全忠仗义”。其继也，写宋江的一次又一次地率领强人攻州克郡，皆非为了“劫掠子女玉帛”，都是为了营救“兄弟”于缧绁，而旨归言其如何“仗义”。写宋江的一次又一次地统率强人消灭朝廷发来的兵马，皆非出于想“犯上作乱”，都是出于“谋求招安”致不得不如是，而旨归言其如何“全忠”。二而一，则宋江“为主全忠仗义”之迹，呀矣！其终也，借宋徽宗御笔亲书的“圣谕”为梁山好汉的啸聚作结：“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由此观之，说梁山好汉是两宋“忠义人”的代表和典范，他们的悲剧反映了两宋“忠义人”的历史悲剧，我以为是可以定谳的。
施耐庵在写梁山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时，还曾以浓墨重彩描写了三个出家人，那就是道士公孙胜、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我们知道，释道二教除了借助于神权的威力使儒家的“三纲五常”神圣化以外，还有自己的戒律，亦即行为规范和善行标准。佛教的基本戒律是“五戒”，内容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道教“老君一百八十戒”吸取了佛教“五戒”的内容，定为：不得杀生，不得荤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盗，不得邪淫。佛教戒律的这一“五不”，实际是从否定方面说“五善”，若从肯定方面谈问题，当是“五要”：要放生，要布施，要恭敬，要实言，要和合[6]。因此，认为“劝善”即是“惩恶”，便成为僧尼们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道教虽主张可以献身亦可以杀身，但在一般情况下更为强调的则是悲悯。这类宗教教义在培养人性向善方面是有其不容否认的积极性作用的；但是，当恶魔已张开血盆大口而犹主张以劝“善”去息“恶”，要人导之以“天堂”诫之以“地狱”，其结果只能是令“恶”成为恶者的“通行证”，令“善”成为善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施耐庵所反对的，所以其笔端的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虽皆是“出家人”，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梁山其他好汉却彼此彼此，也“饮酒”，也“偷盗”，也“杀生”；而且，论酒兴之浓，杀兴之高，在梁山好汉中堪与李逵相伯仲者，亦唯武松和鲁智深而已。然而，施耐庵却对他们赏爱有加，不只让他们皆位列三十六天罡，还让五台山高僧鲁智深之师智真长老与宋江说：“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闲论世事循环。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于心，深知众将义气为重。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岂有差错。”既然高僧们亦认可如是，则粱山好汉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可谓“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也矣！如果说释道二教对施耐庵的思想有什么影响，结合鲁智深、武松、公孙胜的结局看问题，我以为其所蒙受者，当是禅宗和全真。
其三，借“神谕”以暗示小说的创作本旨，而这蕴有施耐庵的难言之隐，亦由此而增加了作品的况味。
《水浒传》神秘色彩最浓的，莫过于开卷“楔子”和煞尾一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楔子”主要叙“天罡星合当出世”，“宋朝必显忠良”，用之则敢教“礼乐笙镛治”，弃之则变作“兵戈剑戟丛”。
煞尾一回主要写“败国奸臣”跋扈朝纲，以药酒鸩死宋江。宋江与众已亡，兄弟“阴魂不散”，以忠义相守于泉下，显灵士庶，“祈风得风，祷雨得雨”。天帝哀怜宋江等“忠义”，封之为“梁山泊都土地”。宋徽宗因“宋江忠义为神，显灵士庶”，遂“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可明知“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者为谁，却“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难怪施耐庵要扼腕叹曰：“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
两相对照，则施耐庵的创作本旨不盲自明：谓北宋所以亡于金，南宋所以亡于元，并非由于我中原无人，而是由于败国奸臣为非有路，忠义之士报国无门。假若删去后人所加的“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则施耐庵这一创作本旨就更显豁。
《忠义水浒传》，芥子园刻本。
还是“异端之尤”李贽说得好：“《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7]真可谓目光如炬，一语中的。假若看一看《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便知施耐庵的慨叹是多么深沉，又是多么富有历史内涵：
山东盗起，执政谓其多以义师为名，请下令止勘王。泽疏曰：“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争奋，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穷困，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错置乖谬所致耳。今河东不从敌国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
惜哉宗泽的复国方略未为宋室所采，而施耐庵却与之“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以不无戚戚焉！于是，遂以一腔孤愤谱写了一曲令人热耳酸心的“乱世忠义”的悲歌。由此，亦不难理解“忠义”二字伺以成了施耐庵坚执不二的价值取向。
一言以蔽之，西方古代长篇小说作者，他们感到有重要话需说时，好中断情节发议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作者，他们感到有重要话需说时，喜附会神灵演双簧。施耐庵创作《水浒传》便是如此。假若我们一见“神谕”，便或认为作者在宣扬宗教迷信，或不从一部大书全局去把握而在浅层面上谈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岂不辜负了作者匠心！
四说神道设教在叙事结构中的作用
一部作品中的神道描写，是否在宣扬宗教思想，不决定于它是否满纸神鬼出没，而决定于作者的以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观为其内驱力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审美心理定势如何。《水浒传》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观，是种以释道二教思想为肤、以江湖文化为肌、以儒家治平之志为骨的奇妙融汇，因而他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审美心理定势也就决定了他对神道采取“拿来主义”的变通态度，从而使之在作品的叙事结构中起其应起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从作品的总体格局和作者的创作本旨去把握它，否则势必导致郢书燕说。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神道设教在《水浒传》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吧！
与《水浒传》的英雄人物三段式生命历程相对应的，是作品的三段式情境结构格局，即“神境→人境→神境”，并以神灵之出没于“人境”而作为“神境”在“人境”中的峥嵘一露。这一类于“天人合一”的结构模式，完善地展示了北宋何以致亡的原因，以及作者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何以言之？
要知道，施耐庵在小说“楔子”中占据中州”的襟怀与用意，实际写了三个仙话故事：一言太祖武德皇帝建宋所以“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一言仁宗皇帝所以能带来“三登之世”；一言洪太尉所以会“误走妖魔”。三而一，形成了“楔子”中的“神境”。因此，这“神境”与正文所写的“人境”，以及末回所写的“神境”，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即与金辽等乃“僭国”相异，宋室是正统王朝，梁山好汉乃“天罡地煞”转世，又有遥相对照的一面，即徽宗之世与仁宗之世的不同。这前一点不言自明，需予补说的是后一点。
却原来“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泪从何来？怕登基后无贤臣辅佐，不能将国家治理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感动天廷”玉帝端的“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就带来丁“三登之世”，即“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其实，“文曲武曲”是“星君”，“天罡地煞”何尝不是“星君”！九天玄女就曾明确无误地称宋江为“宋星君”。不同者，仁宗之世“星君”在朝班，徽宗之世“星君”在梁山；仁宗之世“星君”在治国平天下，徽宗之世“星君”却“壮志未酬身先死”！两相对照，足见施耐庵认为北宋之亡，亡于宋徽宗不知忧国忧民，任贤用能，只知寻欢作乐，风流自赏；亡于蔡京之流不知居官为公，谏君之阙，只知结党营私，奉君之恶。一言以蔽之，亡于“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这就道出了一条不二的真理：国之盛衰系于用人。
然而，《水浒传》作者这种以“三段式”写梁山好汉的生命历程和安排小说叙事的情境格局，虽来自佛教的三世生命说，但当他在安置英雄人物的内部关系时，其所借用的却是儒教的天命观。于此亦可以看出他对“神道”问题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未必真信。何以见得？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明刻本。
书中写梁山好汉，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彼此“交情浑似肱股，义气如同骨肉”。然而，一人有一人的性情，一人有一人的志趣爱好，一人有一人的生活习惯，会不会某些人与某些人之间产生计较呢？这在同胞之间似亦在所难免。况且，上山有先后，武功有高低，技艺有专攻。况且，有的原是朝廷命官，有的本是江湖亡命，有的出身龙子龙孙，有的出身极为微贱。况且，有的是随晁盖上山的，有的是随宋江上山的，有的是从其他山寨率领健儿上山的。梁山一百八条汉子最后座次如何排法，这不能不说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彼此能否死生同守岁寒心！比如，卢俊义在宋元水浒故事中是先于宋江上山的，他在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和《宣和遗事》中都是三号人物，而施耐庵为了突出宋江在梁山好汉中拥有无尚威望及其忠义双全的思想品格，[8]既让卢俊义倒数第二个上山，又让他坐第二把交椅；论对梁山的贡献，他不如林冲，论出身的高贵，他不如柴进，论武艺之高强，他虽堪与关胜并驾，论神机之运算，他却不可与吴用比肩，仅凭晁盖之遗言，宋江之推让，纵然吴用等个人不说甚么，众英雄能真的心悦诚服吗？
谅施耐庵心亦犯难，所以干脆来个“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既然“天文”如是，谁敢逆了“天言”，片刻间梁山英雄的“座次”也就排定。这就口旷鸾鹤空中送好音”。
《水浒传》作者还以神灵或高僧等的“偈子”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伏脉，从而严密其叙事结构的针线。这种“偈子”有两类，它对我们了解施耐庵原著的大致面貌亦很有帮助。兹各举一例以说之。
一类“偈子”如九天玄女赠给宋江的，它所暗示的是整个梁山义军的前景，事见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容本”作：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
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
“遇宿”，伏宋江闹西岳华山遇宿太尉、宿太尉奏请宋徽宗招抚梁山英雄、宋江“忠义为神”后宿太尉申奏宋徽宗“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等关目，故云“重重喜”。“逢高”，伏宋江于“两败童贯”后“三败高俅”，并将高俅捉上粱山，蔡京之流此后再不敢阻止宋徽宗下招安旨，故云“不是凶”。“幽”，伏宋江破辽于幽州；“睦”，伏宋江擒方腊于睦州：故云“两处见奇功”。
“袁本”增加了“征田虎”和“征王庆”，所以将后两句“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改为“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
“金本”腰斩《水浒传》，所以也一斧砍去了这首“偈子”，并对九天玄女的“法旨”“宋星君”云云加了一条批语，道是：
只因此等语，遂为后人续貂之地，殊不知此等，悉是宋江权术，不是一部提纲也。
该书又不是宋江的自传，怎么施耐庵笔端的九天玄女的“法旨”，要宋江“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却成了宋江玩弄的“权术”，而且“悉是”！所以，倒令人从金圣叹这条批语的反面看出九天玄女的这一“法旨”和“偈子”，的是《水浒传》“一部提纲”，“作传根本”[9]。
那么，“容本”的“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是不是施耐庵笔端的原文呢？书中的另一类“偈子”似可帮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这另一类“偈子”是预示英雄人物个人命运的，如鲁智深的师父”活佛”智真长老赠给鲁智深的两首。一见于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写鲁智深由于一再“大醉无礼，乱了清规”而不得不离开五台山时，智真长老曾赠以四句偈言，道是：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
一见于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渡燕青射雁”，写已受招安的梁山人马途经五台山，鲁智深与宋江等人参见智真长老时，智真长老又赠以四句偈言，道是：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这前四句偈言，说的是鲁智深由京都遇林冲，而落草二龙山，而同心归水泊，而止于宋江旗下。这后四句偈言，说的是鲁智深由活捉夏侯成，而生擒方腊，而闻潮信坐化于六和塔。则鲁智深一生无征辽事，明矣！则《水浒传》的征辽之役乃后人所加，亦明矣！可见“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实非施耐庵的原墨。
诚然，“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渡燕青射雁”，具有承上启下作用，属于过渡性章回，不论“容本”，还是“袁本”，皆言此次宋江兵过五台山是由于征辽班师回朝，则鲁智深之曾从军攻打辽国当属不言而喻。然而，怪就怪在宋江等人参见智真长老时，除了宋江有“今因奉诏破辽到此，得以拜见堂头大和尚”一语以外，主客双方的兴奋点都在梁山，说来说去都是英雄们啸聚水泊的事情。特别是智真长老这位关心国祚民瘼的高僧，却始终无一言涉及宋江的平辽之捷。其责鲁智深之不守“佛门清规”，则曰：“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其答宋江之为鲁智深辩解，说“智深和尚与宋江做兄弟时，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善心常在。”则曰：“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于心，深知众将义气为重。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岂有差错。”该怎么解释呢？正确的解释恐怕只能是：“今因奉诏破辽到此”云云乃加入“征辽”者所加，是以游离于该回的情节之外；该回原属招安与征方腊之间的过渡回，这有其下半回“双林渡燕青射雁”实乃梁山英雄生离死别之谶可证。
诚然，五台山在今山西省东北部，宋江接受招安率水泊健儿赴东京开封朝觐似不必经此。然而，一则由于水浒故事的来源，从地区上说，是多元的，汇集于施耐庵的笔端也就不可能浑若天成，二则由于施耐庵本人不无“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这反映于梁山的地理位置，便出现了它的某种不确定性。论者认为梁山即今山东省梁山县的梁山，这当然不无道理，可以从小说中找到不少实证。但是，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戴宗奉蔡九知府之命从江州赴开封投书，路经水泊梁山醉倒于朱贵所开的黑店，则梁山在哪？当在开封以南某地！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力”，写杨志梁山畔与王伦说得清楚：“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则梁山又在哪？当在今函谷关和潼关以西某地！还有，梁山在郓城北，宋江发配江州乃南下，何需往北绕道梁山！所以，对施耐庵笔端的梁山地理位置问题不可刻舟求剑[10]。
由此可以看出：施耐庵之好以“偈于”作情节发展的伏脉确是其长，因为他能使之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一切又显得那么水到渠成。
五结论和余论
《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德聚堂文星堂刻本。
一部《水浒传》，实际上是两宋“忠义人”的英雄谱，旨在为两宋“忠义人”写心。面对犬牙交错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两宋“忠义人”是会反抗官府的，又是要精忠报国的。施耐庵其所以以神魔“天罡地煞”附会自己笔端的英雄人物，显然旨在说明：梁山好汉这类胆气压乎群类而又疾恶如仇的英豪，假若用之为虎臣武将，则天下可立致太平；假若驱之使为盗，则亦会由此四海无宁日。他其所以赋予笔端的英雄人物以“神煞”→外“魔”而内“神”→“神”三段式生命历程，并相应地以“神境”→“人境”→“神境”三段式情境格局作为全书结构框架，显然是旨在以“假象见义”的方法，谓宋室所以不兢，并非由于我中原无人，是由于“败国奸臣”作歹有路，“忠义之烈”报国无门，遂致国将不国，从而演奏了一曲令人热耳酸心的“乱世忠义”的悲歌。
“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梁山好汉既被统治者驱之使为盗，当然也就站到了剥民官府的对立面，而内心却是宗宋的，尽管也干种种法外勾当。于是，施耐奄便又借助“神”的威力以“神谕”的方式，一则以匡范英雄们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让他们“去邪归正”，不逾忠义，一则以为英雄人物的公义观念和立身之道作辩护，以期统治者能抚而用之使“统豺虎，御边幅”。凡此，皆真切地反映了外敌凭陵，国政弛废下的民众转思草泽的心理：其所期望者，不是绿林豪杰出来改朝换代，再造太平盛世；其所期望者，是草泽英雄出来殄灭奸邪，卫护国家，巩固皇图。这一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宗宋思想，它来自两宋“忠义人”和民众，也深刻地反映了两宋遗民的深层心理，是以成了宋元水浒故事的一种思想基因和战斗灵魂。
施耐庵最后借宋徽宗的“亲书圣旨”敕封已“忠义为神”的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这“忠烈义济”四字，我以为是施耐庵对宋江的盖棺论定，也是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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