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忠君思想是受儒家正统教育所形成的，那么剥去这层道学外衣，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同时也免不了人性自私自利一面的性格丰富，立体多面的宋江形象。宋江出身非高官贵商，只是家境略微殷实的农民。他虽然读过诗书，受过教育，但却处于官级的底层，非官乃吏，然而当时的社会“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官容易，为吏最难”。宋江只在县衙里做个押司，也正是由于儒家积极出仕的思想使他不甘心居于社会的底层，他要实现个人野心，谋得飞黄腾达。所以，“忠心”不仅是他内心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成为他要实现理想，爬到社会高层的最好手段。有人因此说宋江是披着忠心外衣的假道学者，是个伪君子，这实是有失偏颇的。只能如此说，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自然人，他取向忠君爱国，这种思想已然渗透到他的骨子里；而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为己之私，而功名私欲则是一个深受儒家正统教育的封建文人毕其一生所追求的。
1私放晁盖怒杀婆惜
小说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中对宋江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这次出场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作品先是借他人之口对之人品做了具体褒扬，突出其孝义的性格核心。然而行文一转折，紧接着宋江就弃法理度于不顾，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轨道。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是违背大宋法律的，作为押司，宋江深明法度不会知道这等行为的无法无天，但他却偷偷去报信，私放晁盖。此举是知法犯法，放在今天也是难脱其咎。我们可以回到作品中探究宋江的心理。“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宋江私通晁盖的出发点是为晁盖是自家弟兄，而并不是出于大义，考虑到蔡太师为官不仁，生辰纲乃不义之财。知法犯法却是为一己之私，护亲庇友。
至于怒杀婆惜，宋江人性之恶更是暴露无遗。作者批露的到位：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若说宋江是一时冲动失了分寸，却也说不通。我们看原文：“婆惜却叫第二声时，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丁丁，落在枕头上。”“宋江怕他不死”可见其心已下杀惜之机，只为掩饰己之罪迹。
私放晁盖虽为朋友之义，但于忠义大观来说，只能说是出于宋江私心，此为忠与私的冲突之始。继而事情败露，怒杀婆媳，此举更是违法乱纪，也是宋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宋江结束了小吏的隐忍仕途，被迫流于江湖，先是避难，等待大赦，期望再复原职，求得功名。
2投奔花荣愤杀刘高
话说东窗事发，宋江与弟宋清逃离宋家庄，计划了三个落脚之地。“宋江道‘小可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如此计划投托三个去处，宋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是结交各路豪杰，一块投奔梁山，免得落单无所依傍，如此权威扫地，如何施展人生抱负！沧州横海郡柴进庄上，“专一招接天下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宋江投奔柴进庄上，可以结识，笼络彼处好汉，共投梁山，以之作为左膀右臂。事实果不出所料，宋江先是投奔了柴进并在彼结识了后来的打虎英雄武松。在此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宋江的乐善好施，善交江湖好友似乎不单单是人品上的仁义使然，也是他处世的一种手段，友遍天下，声名远播，宋江似乎从一开始就非池中之物，功名之欲膨胀于心。
辞别柴进，拜过孔太公，宋江赶往清风寨投奔花荣。却在清风山上遭遇王英燕顺被缚上山，后自报家名为燕顺解救。此处再次显示宋江“仗义疏财”、“广结好友”的处事之益。之后的一小插曲：王英欲辱刘高妻，宋江劝之非好汉一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原文“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他丈夫既是和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先是考虑到花容之妻，出于朋友私情救人免难；然后是因碍于面子，办事方便。无论哪个理由似乎都与人性的恻隐之心无关。之后救人反被诬，宋江恼羞成怒，愤杀刘高连其家小，此举更是他被压抑的人之本性的爆发。宋江此次报仇与其后追杀黄文炳，手段都是相当残忍、血腥，与一贯的仁义道德面貌截然相反。
背着人命官司却去投奔朋友，仁义之心何存？受刘高之妻反咬一口，愤然杀其一家。为泄一己之愤杀害朝廷命官已是公然对抗朝廷，宋江在忠君之路上越走越远。
3浔阳楼上酒题反诗
其实，宋江人品的忠义不仅仅是因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所影响，更多的是由他的个人野心所引导。宋江是个深谙人情世故，善于以情拢人的人。孔子说：“君子怀以德，小人怀以惠。”宋江可谓两者皆善。生平疏财买下江湖名声，奔走结交笼络英雄豪杰，这是宋江处世为人的主要手段。它通过施予小恩小惠，也就是疏财，博得“及时雨”的声名；通过忠孝节义的表现，赢得“孝义黑三郎”“呼保义”的称号，而这些都不排除宋江是想藉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个人功利的目的。但是刺配江州，大赦也遥遥无期，寻戴宗、李逵未果，一个人流落他乡，无名无份，比之郓城做押司时境遇更是难堪。他内心的抱怨，甚至愤恨，就一泻而就的抛洒出来了。小说第三十九回，宋江酒后吐真言：“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以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到这里。”宋江抱怨自己的仁，义换来的只是“虚名”，是“名不成，功不就”。可见宋江的仁义也不是无私的，而是带有强烈功利目的，是要以此换取功利成果的。
我们来看一下宋江酒后题诗原文：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罢后，意犹未了，再题四句：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完全是一首感叹怀才不遇，怨从中来的泄愤诗，内心深处的反抗情绪展露无遗，可以说是大逆不道。黄文炳的揭发也可谓没有冤屈了宋江。
个人功成名就的欲望，奈何社会现实所迫而不得以实现，忠义与私欲的冲突昭然若揭，同时这也成为宋江最后被迫选择梁山的直接原因。
4赢童贯败高俅，只为招安
两赢童贯，不肯追杀；三败高俅，放回京师。宋江落草梁山实为无奈，晁盖死后，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后来又将自己亲自竖起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辅国安民”。这不是三打祝家庄，兵入北京城等声势浩大后的随机决定，而是宋江脑子里一直盘算的聚义目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生后名。古来英雄将士大多重功名，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是历代英雄豪杰的理想。在宋江身上，“功名”占着相当的重量。在宋江心里，上梁山是落草为寇，是“权避水泊，暂时避难”。他也不打算将“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的终身之计。宋江被逼上山和李逵、阮氏三雄上山不同，后者把劫富济贫作为自己的生存之道，宋江却非如此，他害怕自己背上谋权篡位的千古骂名，而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天可怜见，博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次位”中，宋江宣誓说“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又如宋江送武松去二龙山入伙时说：“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个好名”。
宋江多次表示反对农民起义，制造投降主义舆论，多次向投降的军官表示“情愿让位”、“纳头便拜”或者“占山迫，权时避难”、“专等朝廷降旨招安”等言语。金圣叹批：纯是权诈之词，而非由衷之言。公开提出招安问题，将宋江性格中的私欲之念暴露无遗。这意味着宋江要舍义而求名，弃友求功。宋江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辉煌战绩，争取了朝廷招安的主动权和优势。此时，宋徽宗外侵未平，内寇又起，除去招安，别无良策。接受招安以后，宋江带领全体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归顺东京。宋江试图以忠君之举取得君王的信任而功成名就。但是社会现实使得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等待他们的竟将怎样的历史命运？
5破大辽征方腊，只图留名
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认为：“宋江初期领导梁山泊革命运动是进步行为，值得称赞；而他日后接受招安，归顺朝廷，却是对统治阶级的妥协与投降，是他最大的错，应该给予严厉而深刻的批判。”李恩普也认为：“宋江在上梁山之前，是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吏道纯属的刀笔小吏；被迫上梁山后，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具有浓厚妥协思想的投降主义者；受招安后，宋江已背叛了农民革命堕落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我认为这种批评不免脱离于当时的时代，太过阶级性政治性。这些批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乃至乱扣政治帽子的不良学风。
刘敬圻认为宋江“忠义”性格结构深处存在“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使其与传统的忠义之士区别而论。从忠于职守的小吏，到逼上梁山，再到招安报国，宋江的忠义始终受着名利的束缚，为了一纸功名，最终酿制了人生的政治悲剧。他利用着兄弟们对他的忠义来实现自己的私欲，不顾弟兄生死，更不顾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充当大宋爪牙，破大辽征方腊，只为青史留名，光宗耀祖，却不懂什么是大忠什么是大义。最后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惨结局。机关算尽，一切却成空，最后被御赐毒酒，宋江还要一心忠于他的李逵同喝毒酒，以免坏了始终维存的忠义面纱。此时宋江的忠义已经被功利吞噬体现出的是被扭曲了的心理特征。宋江的悲剧不只是个人性格悲剧，更多的是社会悲剧。
他的义更多是一种江湖义气，而非对天下人的大义；他的忠带有前提，是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的忠义观念纯粹是儒家积极出仕，报国留名，实现个人价值的传统观念。宋江的忠义观念和名利思想都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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